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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鲁迅对中医的态度转变

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,仍在读中医之书,用中医之法,感受中医之效。可见,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,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。
中医人士抬出鲁迅攻击中医由来已久,常喜引其所言: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。”那么,鲁迅究竟是如何对待中医的呢?不妨纵向探究一下他的所言所行。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: 既猛烈抨击亦研究应用 在鲁迅著作中,最早出现的中医形象是1918年4月《狂人日记》里的何先生 ,被描写为吃人的“刽子手”:“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,慢慢走来,他满眼凶光,怕我看出,只是低头向着地,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……大哥说:‘今天请何先生来,给你诊一诊’……我说‘可以’!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!” 1920年6月的小说《明天》里也有一个中医的形象:“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,指甲足有四寸多长。”他并不关心劳动妇女单四嫂子小儿子“宝儿”的病情,只是懒懒地“伸开两个指头按脉”,“说了半句话,便闭上眼睛”了。然后,轻易地将单四嫂子“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”夺走了 。结果, “宝儿”的命并没保住!1922年12月鲁迅在《呐喊·自序》说了一段被反对中医者引用较多的话: “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,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,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,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。” 大致在1925年之前,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中医都是反面人物,都是被讽刺挖苦的对象。从时代背景来看,鲁迅是当时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先锋,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,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势必给予批判和否定。1925年,他曾经在《忽然想到》里说过:“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,是: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,无论是古是今,是人是鬼,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,百宋千元,天球河图,金人玉佛,祖传丸散,秘制膏丹,全都踏倒他。” 中医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当然也不例外地要被“打倒”。这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。在反封建文化,倡导科学、民主的潮流中,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适、陈独秀、梁启超、陈寅恪等都反对中医,梁启超甚至被西医割错肾脏亦无悔无怨。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,鲁迅的父亲曾因当地中医治疗无效而亡,“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,而且家庭也由小康而坠入困顿”。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,在幼年鲁迅的心里,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 鲁迅在1925年写的《坟·从胡须说到牙齿》也谈到自己先前对中医的不满:“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,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。”心存怨恨,在作品中对其鞭挞讽刺也就不奇怪了。 尽管鲁迅早期对中医进行抨击,但他并没有与中医绝缘,反之还有所应用与研究。从《鲁迅日记》中可以看到,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时不时地用中医方法疗病。如日记载:1912年11月10日“饮姜汁以治胃痛,竟小愈”;1912年11月23日“下午腹痛,造姜汁饮服之”;1916年1月22日“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”。 从1912年起,在《鲁迅日记》中,多处可见这种活动的记录。这与鲁迅身体多病有关,许广平回忆:“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,就因‘五日不处于忧患中’,折磨得他‘胃痛’‘神经亢奋’‘头脑岑岑然’‘齿痛’‘头痛身热’‘咳嗽’,仅以1913年为例,这一年的1月、2月、3月、5月、8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记载。”可见,鲁迅因身体多病,亦不断在中医里寻找办法,表明他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医学。 鲁迅虽然有嘲讽中医的言论,但同时也在读一些中医古籍,做过一些研究。如《鲁迅日记》载:1914年9月12日“买《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》共二册”,此书是急症灸治之专著,具临床实用性;1915年2月21日“至书肆买《毛诗稽古编》一部八册,景宋王叔和脉经》一部四本”,《脉经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;1923年2月2日“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《本草衍义》一部二册,二元八角”,此书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本草学著作;1923年2月26日“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《巢氏诸病源候论》一部十册”,该书是中国最早论述病因和证候的专著;1923年4月27日“上午往高师校讲。往直隶书局买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一部二本,一元四角”,此书是针灸学的宝贵资料;1927年8月2日“买《六醴斋医书》一部二十二本”,此套医学丛书包括《褚氏遗书》《肘后备急方》《元和纪用经》《苏沈良方》《十药神书》《加减灵秘十八方》《韩氏医通》《痘疹传心录》《折肱漫录》和《慎柔五书》等。鲁迅不仅多次去书局购买中医书,而且还自己修补中医书籍。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“下午修补《六醴斋医书》”;同年8月17日“下午修补《六醴斋医书》讫”。鲁迅还将中医古籍与其弟分享,如1915年7月29日记:“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(五十二),又《脉经》四本。” 由上可见,鲁迅对中医的病因学、脉学、针灸学、方药学都有涉猎,购买这些中医古籍恐怕不是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。 观念渐变,评价客观 1930年以后,几乎未再见鲁迅对中医的批评,更多的是以平实的态度对待中医:在生活中利用中医药为家人治病,将有效的方法向亲友推荐,对中医给予客观的评价。 1930年8月30日~9月6日的日记里,有4次鲁迅写到为儿子周海婴往仁济堂买药。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中谈到鲁迅为其治病的往事。鲁迅用带有“薄荷味”的“安福消炎膏”及芥末糊热敷背部治疗儿子的哮喘病,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张“王牌”,往往“经过这一番热敷,感到呼吸大为通畅”,其效颇佳。 许广平在《追忆萧红》一文中记载,1932年,她背着鲁迅用乌鸡白凤丸治好自己患了几个月的带下病,使“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,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,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,身体也好起来了。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”。许广平在《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、二事》中还回忆:鲁迅与周建人兄弟俩在茶余饭后,总有谈话,常涉及《本草纲目》或中医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。“鲁迅非常称赞《验方新编》上的一些药方,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。他自己曾经生过‘抱腰龙’的病,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。”“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,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。他常常向周围的人称谈过一种叫‘草头郎中’的医生,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,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,但是这些医药,因为没有得到重视,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,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,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,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,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” 鲁迅在写作时也常运用中医之理来阐释问题。如1930年发表的《好政府主义》:“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,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,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,如石膏肉桂之类——至于服后的利弊,那是另一个问题。”鲁迅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研究也一直没有断过,1933年4月25日还买了日本出版的《支那中世医学史》。 随着年龄与阅历增加,鲁迅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渐变得较为冷静和全面,对中医药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。1930年鲁迅翻译了《药用植物》,《药用植物》系《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》的一种,读者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学生。此书的翻译可以说是鲁迅晚年给予青少年的珍贵馈赠,与其对中医的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。他在发表于1933年的《经验》中说:“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,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,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,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。偶然翻翻《本草纲目》,不禁想起了这一点。这一部书,是很普通的书,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……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,却由历久的经验,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……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,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。建筑,烹饪,渔猎,耕种,无不如此;医药也如此。”1933年他在《伪自由书·推背图》里说道:“本草家提起笔来,写道:砒霜,大毒。宇不过四个,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。” 由上可见,鲁迅早期确曾抨击过中医,但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缺点、某些不良的医者和行医之风,不是否定整个中医。正如周海婴所说,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,对于中医药的看法,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,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,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“败鼓皮丸”,开的药引有“原配的蟋蟀一对”等,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,或者推给鬼魂“冤愆”,鲁迅对此十分反感。他所反感、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。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,这是断章取义。并说:“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,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,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,许广平曾说“鲁迅为了说明问题,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。”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,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。正如许广平在回答一位读者所问“为什么鲁迅在《呐喊·自序》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《南腔北调集·经验》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”时所说:“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。《呐喊·自序》写于1922年,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,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,而《经验》一文,写于1933年,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,到那时候,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。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,更全面了。” 通过纵向梳理相关资料,可以看出,1925年之前,鲁迅之所以批评中医,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医未效,且耗费大量家财,致家道衰落而产生了“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”;二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,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势必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批判对象。 不过,有学者指出,虽然“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,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,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,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”。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,仍在读中医之书,用中医之法,感受中医之效。可见,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,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。随着年岁的增长、阅历的丰富,鲁迅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,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后,能更全面、深刻地认识事物,从而也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。1930年以后,鲁迅对中医的评价已相当客观,且意有褒扬。 纵观鲁迅的所言所行,其对中医学的真实态度不亦明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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